大学的起源与教育的未来
发布日期：2021-03-31
作者博索
现行的教育体系一直不遗余力的向公众灌输一个观念，人类现代的知识体系源自西方，西方世界点亮了人类文明的现代光芒，产生于西方的大学与现代教育体系是人类文明的灯塔与终极答案。
实际上，这是一种有意的误导。我们只在教材中看到欧洲人点燃了富丽堂皇的知识殿堂的烛火，却很少人知道点亮烛火的人叫普罗米修斯，更少人知道那烛火的来源，文明殿堂内知识原来的主人。
按照欧洲人自己的表述，世界最古老的几所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1088年）、法国的巴黎大学（1150年）、英国的牛津大学（1249年）等。而在伊斯兰信徒的眼中，最早的大学则是摩洛哥的卡鲁因大学（859年）。
不管后人如何用现代知识体系的脂粉如何涂刷这些大学的悠久历史，但毫无例外的都无法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些所谓的大学，都半遮半掩的挂着神学院的招牌，都是当时培训神棍的宗教场所。而这些被强盗的后代与洋奴们津津乐道“历史悠久”的宗教机构，实际上就是今天西方大学形式上的起源。
即便如欧洲人声称的那样，早在11世纪就诞生了孕育现代文明体系并绵延至今的世界名校，却一直等到了16世纪，在郑和下西洋一百多年后，由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们集中孵化了现代科学的知识体系，尤其诡异的是，被认为是现代科学先驱的布鲁诺因宣传日心说被罗马教廷当成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随即利玛窦、汤若望大批西洋神棍被派往中国传播科学知识。倘若欧洲神学院果真是近现代知识的来源，它们在对待科学知识的态度为何又如此荒诞矛盾？
在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战争之后，文艺复兴之前，欧洲是宗教裁判所统治下浓得化不开的漫长黑暗。怎么突然就在郑和舰队到来之后的一百年里光芒四射，然后就照亮了全人类？文明的火种果真来自欧洲这些神棍大学么？
回顾欧洲的文艺复兴，怎么看都像是一群野人聚集在突然出现的文明的火堆，文明之火第一次照亮欧洲蒙昧与黑暗，欧洲人开始掌握了技术的力量，却对真正的文明起源语焉不详，难究其奥。再结合这些欧洲野人后来的所作所为，我们不禁要怀疑，究竟是文明借助野蛮的力量传播了技术，还是野蛮借助文明的能量放大了野蛮的力量？
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西方殖民者丝毫未改变其强盗与抢掠的本质，但在“科学”、“民主”的话术之下，也学会了“文武兼修”的殖民手段，相对于杀人盈野，流血漂橹的惨烈战争，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神棍们手持经卷，"普及知识"的“国际公益组织”活动显然成本更小，效果更好。
在盗取抢劫了华夏文明之后，掌握了先进技术，构建了基于现实霸权的文化体系的西方，在科学与文明的包装之下，还有什么比大学更适合成为人类文明的新宗教呢？
清末民初，恃于知识积累与技术转化的绝对优势，西方殖民者肆无忌惮的在中国建立了一系列的教会大学。这并非偶然，从明末传教士无孔不入的宗教侵蚀，到鸦片战争之后列强要求在中国建立教堂，自由传教，到东吴、之江、圣约翰等一系列教会学校的建立。西方殖民者们无非是一以贯之的在推行它们的宗教战争，消灭一切异教徒，把中国和世界都变成上帝的羊群与西方的奴隶。
也许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一些文艺青年们眼中的“文化大师”：胸无家国、歌颂汉奸亡国奴爱情的张爱玲；为洋人树碑立传，培养卖国贼儿子的西洋文化传教士傅雷；主张汉语拉丁化、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都是这些宗教学校培养，消解华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西方文化教徒。
新中国建立之后，西方列强在大陆建立的宗教院校被取缔关停，很多人因此攻讦人民政府，说什么开历史的倒车，反科学，反文化。在洋奴买办们看来，做满清的奴才，做洋人的走狗，培养更多的奴才与走狗才是它们的价值所在，也是他们最惬意，最向往的狗奴生活了。
表面看来，宗教院校被关停，学校作为列强的殖民工具也就失去了作用，但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现代大学脱胎于西方教会机构，并在列强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承担着输出列强主导的全球秩序与价值理念的功能，早已渗入到“现代科学体系”的方方面面，是一所所仍在时时刻刻发挥作用，输出价值观念的文化车间。
西方宗教对现代教育的影响范围极广，毒害程度极深，本文略举几例。
科学理念与科学程序的宗教化。
“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上面是纯粹的宗教教义，那么它在现代学术体系是如何表现的呢？
定义、定理，公理。
根据定义、定理、公理论证，解释。如果没有定义、定理与公理，那就创造一个。
符合我定义的，就是科学，否则就是不科学。
因为中医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不符合它们认定的科学范畴，所以中医不科学。
因为营养学建立在能量、维生素等可衡量、检测，被定义定理过了的学说，因为基于这种学说，可以用激素与提纯技术开发可供利益变现的保健品，所以它是神谕的科学。
殖民地史学的宗教化
人类非洲起源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发展阶段论、“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四大文明古国论，“巴比伦空中花园、亚历山大港灯塔、阿尔忒弥斯神庙、罗德岛太阳人巨像……”文明古迹论、进化论等。
所谓殖民地史学宗教，就是列强奴隶主提出的这些学说，学术奴隶信徒们必须信服，不得反驳，如果不合逻辑，信徒羊群们要想办法让它解释的合理。
如今，包括埃及金字塔在内，西方两百年内建造的好来坞式的历史穿越主题游乐园项目系列已不堪风雨，残垣断壁中的钢筋水泥也再次从历史小说中穿越回到现实。只是苦了一众西史信徒，历史巨大的破洞，这可怎么编，怎么补啊？
学术活动的宗教化
学术活动的宗教化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是学术研究的神授模式，一是学术活动的宗教形式。
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过程最为典型，最有影响力的故事莫过于上帝向牛顿的脑袋扔了一颗苹果，于是他发现了万有引力。
历史的真相是什么？为了制订准确的历法，中国的天文学家们观察天相，计算天体运行轨迹。隋朝作《皇极历》的刘焯发明了二次差内插；唐朝作《太衍历》的张遂又发明了不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元朝作《授时历》的郭守敬进一步发明了三次差内插法。在刘焯1000年后，郭守敬400年后，英国牛顿才学会内插法的一般公式，然后又从王文素那里学会了微积分。站在中国历代科学家们的肩膀上，万有引力终于浮出水面。
中国人研究天体运行是为了制订历法，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生产生活。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都是这么做的。牛顿研究万有引力的动机是什么?西方的天文、数学的学术基础又在哪里？
上帝的苹果？笑话！那是不过是伏尔泰杜撰的，骗小孩子的笑话。
笔者在《历史的底片，文艺复兴还是文艺复制》一文中也解释过这一现象，晚年的牛顿沉迷于神学，这不是偶然的文化现象，它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事实：由于西方“科学”源头不是自然生长的，当文明需要追根溯源的时候，欧洲没有这个根，也没有这个源头。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希腊文件夹们承担不了解释出身的历史重任。于是只能把它归结为虚无，归结于上帝。所谓神学，不过是牛顿以鸵鸟埋首沙堆的无赖方式，来遮蔽与掩盖其学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尴尬。
诺贝尔的炸药奖因为规格高、近似于宗教仪式的形式而成为科学信徒的至高圣殿。它果真是基于公平公正、为全人类的福祉而设立和存在的至高科学荣誉与价值导向么？发动海湾战争的小布什、丰孚肥殿、扭曲阴暗的不语分别获得和平奖与文学奖，已在不经意间折射出这一现代教廷的真正信仰与价值导向。
而随着全球联系的加强，那些寄身于殖民学术体系的买办们更是死灰复燃，大肆在学校与社会上传播西方宗教与宗教式的西方价值观，继续完成西方教廷一统世界的宗教战争。
在西方，达尔文、爱迪生、瓦特、爱因斯坦、特斯拉、图灵、乔布斯、戛纳电影节、纽约时装周、《科学》、《自然》、《柳叶刀》……要么被粉饰为科技之神，要么成为宗教信仰，成为宗教神灵期许的方向，科学信徒们新的信仰。
经过西化的现代教育制度的驯化，很多人一厢情愿的认为：现代科学体系是西方建立的，中国虽然产生了技术与文化，既不系统，也不利于推广传播。
这种观点其实是立不住脚的，《本草纲目》、《天工开物》、《乐律全书》等集大成作品的出现与曲折的经历，说明了在有明一代，系统性与适宜于大众传播的科普作品的出现，已是普遍现象。
而且，《本草纲目》、《天工开物》、《乐律全书》等作品的出现，并不是所谓“跨时代”的产物，而是文明积淀的、瓜熟蒂落的阶段性文明成果。
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真正成因，是以东林党背后的江浙财团、晋商集团为代表的资本集团为打破“士农工商”的社会生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垄断市场与舆论，抵制商税，勾结天主教廷，进行技术输出，变身为买办集团，消解中央集权，最终造成了明帝国的衰落与西方的崛起。
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真正成因，是残暴蒙昧的建奴与出卖家国的汉奸组成的军事政治集团，为稳固黑暗倒退的奴隶制统治秩序，所采取的一系列反科学、反文化、实行奴化教育的反人类暴行，《天工开物》的消失、奴才书《弟子规》的产生，都是明证。
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真正成因，是晚清以来，被西方的野蛮与强大吓破了胆的买办洋奴们，跪伏在西方列强的脚下，鼓吹西方文明优越论，西方人种优越论，抛弃传统文化，消解民族精神，把华夏变成西方列强主导下的附庸国家与奴隶民族。
在抢劫了华夏文明之后，掌握了先进技术，构建了基于现实霸权文明体系的西方，在科学与文化的包装之下，还有什么比大学和现代学术体系更适合成为人类文明的新宗教呢？
在华夏文化的范畴中，教育原本是什么样子？它的功用与目的又是如何呢？
周代是上承三古，下启秦汉的关键时期，也是华夏文明体系形成的重要阶段，考察分析周代的教育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华夏文明的真实内涵。
周代读书人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这六种技能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
在“道裂为百”的“诸子百家”产生之前，周代的学术系统是完整自洽的，“六艺”显示了这一特点。
礼，体现的是秩序，古人由“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天文秩序，演绎为君臣夫妇的社会人伦秩序，这种秩序不是儒家的发明，而是儒家继承自前代并发扬光大的社会秩序。
“礼”提供的是一种呈象于天，应之于人，人皆可见的公共秩序。它原本就是天地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是天地自然秩序的表达，用于指导人间的秩序，公正无所隐，因为道法自然，所以有资格成为人人信服，天人同构的人间秩序。
“乐”，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自然，舞乐原本就是生物本能本性的展示，人作为万物之灵，在学习自然万物的基础上，更把这种本性本能的表达升华为艺术，“乐”就是对人作为万物之灵艺术才能最好的培养与表达。
“射”，人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工具的制造与使用，“射”作为一门重要的技艺，解决的是从自然界获取猎物的生存技能，抵御野兽侵袭的能力与抵御外敌入寇的能力。后世宋明射御技术的荒疏，使得大量士子堕落成埋头只读圣贤书，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艺废物。
“御”，表面上看起来是驾车的技术，这只是字义上的意思。它指的是古代的管理学，后来儒家发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修齐治平？管理与谋略，都是需要潜心学习研究的。
“书”，很多人把“书”解释为造字六法，也有人附会为书法，这都是因为生义的臆测，以古代圣贤立意之高，“书”的范围当远不止于此。“书”的含义，应指文化的传承，坟典经义，继往圣之传，启后世之学。古人的“三立”中的“立言”应该属于“书”的范畴。把“书”解读为字法与书法，格局未免小了点儿。
“数”，数学为科学之母，并非虚言。数术，小可定律，大可测天。小到贾湖骨笛的律管定音，河姆渡玉琮的切削，大到商高以勾股筑城，祖冲之测算天体运行以订历法。在经世致用的学术技能之中，“数”术尤为重要。
《周髀算经》记载了天文观测的方法与数据，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这是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实践与起点。
陈子曰：“夏至南万六千里，冬至南十三万五千里，日中立竿无影。此一者，天道之数。周髀长八尺， 夏至之日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勾也，正南千里，勾一尺五寸，正北千里，勾一尺七寸，日益表南，晷日益长。”
知道了六艺的真相之后，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华夏民族代有才人，中华文明如此雄浑壮美了。
再来看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是怎么说的。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
传道解决的是文明架构的问题，秩序的问题，世界观的问题，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解惑说的是理论与实践矛盾解决之道的问题。
授业解决的是社会行为的问题，方法论的问题，天地、万物、社会三盗相生相害的问题。
从周代的“六艺”和韩愈的《师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教育的精义：天地秩序、传承精神、学以致用、应时顺势。
宗教是一种锁死的、僵化的、价值观与利益绑定的寄生虫与吸血鬼，在道法自然、学以致用的华夏文明面前，它的前路是蒙昧的黑暗深渊。
宗教化的现代大学知识与价值体系并不能真正解决人类发展遇到的问题，而只会制造更大的灾难。
柴婊知与环保公主桑伯格虚伪的低碳信仰，不过是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前行路障，而它们正是西方主导的宗教化的现代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奇葩信徒。
新中国建立之后，扫除了大量祸国殃民的教会学校，主导编写了体现教育服务家国的宗旨，基于中国立场与价值的历史著作，创办工农兵大学，开创性的把学校搬到车间，搬到田野里，因地制宜的开展赤脚医生运动，在生产建设、科技文化、国民健康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我们不能忘记与抛弃的成功经验与正确方向。
一些洋奴无视近年来国民卫生体系与制度全面西化带来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极力攻讦中医药不科学，其目的，无非是让国际医药集团深度绑定的西方医学体系，永远垄断中国国民健康主权。
现行西方主导的学科体系与知识理论，是其全球殖民霸权体系的组成与延续，是其奴役剥削全球的工具与手段。华夏民族要实现真正的解放，就要在文教系统上进行彻底的革命与文化溯源。
现代教育要剥离服务于全球文化殖民体系，服务于西方利益，充满宗教理念与宗教形式的现代教育制度之后，才能结束以培养牧羊犬与羊群为目的的现代商业奴隶社会，才真正回复学校教书育人、社会乐其服、任其俗的健康生态。才能回到体现华夏文明内核的，符合天道、可持续发展、学以致用的正确轨道上，才能真正解决人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才能带给人类真正的未来。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黑夜中，灯塔光芒四射。如今太阳回来了，跪拜灯塔，是留恋过去暗无天日的黑暗么？
中国的大学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才出现的，就像战败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一样，中国学习日本，引入西方的大学，都是被迫的事情，人家就拿枪顶住你的脑袋。大学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广义上的马关条约，是一种国耻。明白这个大背景，是明白大学之恶的基本前提。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这个50多年里，中国尽管遭遇了系列的战争失败，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但是却依然是保持了文化自信，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愿意引入西方的技艺，而拒绝输入西方的文化。此时中国只有主权国耻，而无文化国耻。
但1894年惨败给小日本后，中国的文化信心崩溃了，开始否定和舍弃中国固有的文化，而引入，甚至全盘引入西方文化。中国引入西方文化是通过两个平台，或两种途径实现的，一个途径是组织人员去列强国家的大学内留学，另一个途径是将西方的大学搬到国内，设立自己的大学。
两个途径互为表里，相互联系，也构成中国教育系统的梯度。中国的大学只是对西方大学的模仿，只是知识的二传手，将产生字西方大学的知识搬运到中国，然后再传授给中国的学生。因此，国内的大学整体上劣与国外的大学，没有留学经历的学生整体上劣于有留学经历的。
从1894年至今的120余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引入西方文化，和不断地否定和舍弃自身传统文化的过程，而实现的工具则主要是大学，以及留学。
大学还有一个性质，是一个职业集团、利益集团，而且带有强烈的特权特征，是一个企图谋求特权的特权集团。这一特征为欧美大学所固有，明白这一点，就需要了解欧美的大学史，明白大学在西欧得以产生的基本历史背景。
西欧最早的大学大约12世纪在意大利出现，然后传至法国，再至英国。中国人很难理解的是，西欧早期的大学实际是一种行会，包括教师的行会，和学生的行会，但主要是教师的行会。大学是行会不好理解，行会本身也不好理解，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无行会这种东西，也就不可能有教师的行会，从而不可能有大学。
我尽量用更小的篇幅将中世纪的产生行会的历史背景，以及行会本身解释清楚，这样就能更好地理解大学的特权化的职业集团属性，即大学的行会属性。不过这个的确有点难，难就难在，西欧的历史与中国决然不同，那里有的中国没有，中国有的那里没有。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以及对西方文字和书籍的翻译中，对西方历史所有，而中国历史所无的东西，会用中文中某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去代替，这样就造成认知上的混乱。譬如用“封建”去翻译西欧中世纪feudalism，其实“封建”为西欧历史所无，而feudalism则为中国历史所无。
中世纪的西欧是一个农奴制社会，广大的土地被极少数的领主所瓜分，国王是领主中的一个，当然也是拥有土地最多的那一个。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被看成土地的附着物，依附于土地，也依附于领主，不仅不拥有土地，而且也没有能力和权力去独立自主的生产和生活，被称作农奴。
农奴社会是一个准奴隶社会，农民们严重缺乏独立性，缺乏独立自主进行生产和生活的意识和能力，需要被一个权威所管理和指令。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奴隶和农奴是一个阶级，是被统治阶级，而奴隶主和领主，则是另一个阶级，是统治阶级。奴隶和农奴之所以没有土地所有权，之所以缺乏权力和自由，是统治阶级压迫的结果。
事实并非如此，欧洲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中世纪的农奴，之所以缺乏独立自主进行生产和生活的权力，以及相应地缺乏土地所有权，从根本上并非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结果，而在他们自身，是他们自身缺乏独立自己进行生产和生活的意识和能力，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由一个权威来指导和安排。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是自然的，存在自然的奴隶，这个自然就是自愿的，缺乏独立自主意识和能力的。
理解这一点对理解整个西方世界的文明和社会至关重要。这个整个西方世界，指的是中国以西的世界，不仅包括欧美，还包括中东、印度、非洲。在古代历史上，唯有中国的农民是独立自主地生产和生活的，每个家庭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在一般情况下，土地是农民平均所有，秦汉以后，出现了土地兼并。但是，土地兼并从根本上来说并非基于特权，而是基于市场。同时，大地主和农户之间也是商业关系，而非特权关系，农户是需要付出地租的佃农。
按照现代的权力思维，以及马克思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中国古代史中的国君以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原则上既对任何生产资料都不拥有所有权，而且也没有权力参与任何产业的经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基本政治原则：“不与民争业”，或“不与民争利”。唯有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人民，才是产业的合法的经营者，是产业经营的主体。政府官员的收入不能直接来自产业的经营，而只能来自税收。
这些事实说明，在中国的古代，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拥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家庭，甚至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生产和生活主体。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一个对平民的生产和生活进行指导和干预的特权集团，产业的经营权力一直在民，并未被特权集团剥夺和破坏。更准确地说，中国压根没有什么产权、经营权被破坏的概念，因此也不会出现权力的概念，不会出现什么保护权力和恢复权力的概念。
生产主体之间进行自由地交易和协作，是经营权在民的自然现象，有史以来自由交易和自由协作就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由协作和交易的基本工具是契约，契约在中国文明伊始就已经存在了，最原始的契约形态是结绳，后来又出现了书契，《周易》和《老子》都对上古“结绳而治”的时代进行记载。“结绳而治”实际上是说，凭借着结绳这种原始形态的契约，人们就实现经济上的协作，让社会出现良好的秩序。这些资料都是中国自古就是自由地协作和交易的证据。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历史上很早就自然地出现了分工。
这些都是中国文明的唯一特性和根基所在，为其他任何文明所无。
西欧的中世纪社会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其主体是农奴社会，但是，同时又存在一个新兴力量，就是商人群体。这个商人群体在中世纪之初就存在了，但是在开始的很长时期内，其势力是非常小的。商人与西欧的农奴不同，具备独立自主的生产和生活的意识，在经营和生活上都要求独立。因此，商人群体在当时的西欧就是置身于农奴制汪洋大海的一个异类。
在领主的地盘，独立自主地做做任何事，经营任何生意，必须经过领主的同意，赋予给相应的权力。因为，商人要在领主的地盘经商，也必须向领主索要特权。在开始阶段，单个商人的势力是很单薄的，为增加与领主的谈判和斗争力量，他们必须抱团，这就是所谓的“行会”。
行会是在中世纪西欧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商人的组织机构，也是商人的社区，以及生存方式，也是区别于农奴制的另外一种社会制度。那时的西欧商业的基本单位就是行会，商人必须要加入某个行会，行会是当时西欧基本的商业制度和社会制度。
西欧社会的独立自主生产和生活的理念，正是由商人这个群体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的。但这里不是一个阶段替代另一个阶段的问题，而是一个群体和阶层超越另外一个群体和阶层的问题，即商人阶层的影响和势力超越农奴阶层，并把农奴阶层逐渐商人化，将农奴制逐渐商业化，最终将整个西欧转变成以商人和商业为主导的社会，替代以往的由农奴和农业主导的社会。商人和农奴是并存的，商业和农奴制也是并存的。
也可以用中国的“一国两制”来形容西欧中世纪的社会状态。西欧中世纪社会也是“一国两制”的，“农奴制”和“行会制”并存。明白这一层，是正确认识西欧的中世纪以及当下社会的关键。中国的“一国两制”仅仅为一种政治策略，并非整个中国社会真的是“两制”的，从社会的角度而言，香港、澳门之于中国大陆可以忽略不计。但中世纪的西欧社会从根本上就是“两制”的。这种社会的“两制”属性，在当下的欧美社会依然存在。
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实际上包括三类群体和阶层，一个是包括国王在内的领主阶层，一个是农奴阶层，一个是商人阶层。西欧社会的主体是由农奴和领主组成的农奴制，农奴制是涵盖农奴和领主两个群体的，领主是特权阶层，而农奴则是无权阶层。商人群体的行会制却是仅仅包括商人的封闭世界，行会需要向领主索取特权，而这个权力仅仅为本行会所有，而拒绝与农奴分享，甚至也拒绝与其他行会分享。因此，行会实质上也是一个特权集团。
西欧的人权、产权思维正是在行会制中发展起来的，正确理解这段历史，才能明白人权的真实面目所在。人权实质就是特权，是排他性的特权，只允许我有，而不允许别人有。人权的思维在社会分裂、斗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也会自动地制造社会的分裂和斗争。总之，权思维是西欧中世纪畸形社会中产生的畸形制度和思维。现代欧美人却用这种畸形的制度和思维来普世，岂不荒唐和大谬。当今西方世界的分裂和混乱，以及全球秩序中的分裂和混乱的罪魁正是这种人权-特权思维。
大约12世纪左右，西欧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行业，教育培训业，由私人以商业化的形式来传授知识，也属于商业的范畴。这种培训业首先出现在意大利，因为那是意大利的商业最繁荣，经济最发达。基于前面我们对于西欧社会的分析和说明，就可以知道，这些私人教师，要想生存，必须组建自己的行会，而私人教师行会，就是大学。
这样就得到了中国大学的主要性质：是中国引入西方文化的工具，也是中国否定自身文化的工具。
为何中国历史上只有私塾而无大学？原因很简答，因为在中国历史中，中国私人教师可以独立生存，无需和任何人联合，无需和谁斗争，无需向谁索要特权。实际上，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大学的原因，与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行会，为何没有产生农奴制，是一个问题。
至此，我对大学的第二个属性已经的分析完毕：大学是一个特权性的职业集团、利益集团。
再次总结一下，中国大学有两大属性。第一大属性，是1894年以来中国进行西化的工具，也是否定和舍弃自身传统文化的工具；第二大属性，是一个特权化的职业集团、利益集团。
现行的教育体系一直不遗余力的向公众灌输一个观念，人类现代的知识体系源自西方，西方世界点亮了人类文明的现代光芒，产生于西方的大学与现代教育体系是人类文明的灯塔与终极答案。
实际上，这是一种有意的误导。我们只在教材中看到欧洲人点燃了富丽堂皇的知识殿堂的烛火，却很少人知道点亮烛火的人叫普罗米修斯，更少人知道那烛火的来源，文明殿堂内知识原来的主人。
按照欧洲人自己的表述，世界最古老的几所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1088年）、法国的巴黎大学（1150年）、英国的牛津大学（1249年）等。而在伊斯兰信徒的眼中，最早的大学则是摩洛哥的卡鲁因大学（859年）。
不管后人如何用现代知识体系的脂粉如何涂刷这些大学的悠久历史，但毫无例外的都无法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些所谓的大学，都半遮半掩的挂着神学院的招牌，都是当时培训神棍的宗教场所。而这些被强盗的后代与洋奴们津津乐道“历史悠久”的宗教机构，实际上就是今天西方大学形式上的起源。
即便如欧洲人声称的那样，早在11世纪就诞生了孕育现代文明体系并绵延至今的世界名校，却一直等到了16世纪，在郑和下西洋一百多年后，由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们集中孵化了现代科学的知识体系，尤其诡异的是，被认为是现代科学先驱的布鲁诺因宣传日心说被罗马教廷当成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随即利玛窦、汤若望大批西洋神棍被派往中国传播科学知识。倘若欧洲神学院果真是近现代知识的来源，它们在对待科学知识的态度为何又如此荒诞矛盾？
在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战争之后，文艺复兴之前，欧洲是宗教裁判所统治下浓得化不开的漫长黑暗。怎么突然就在郑和舰队到来之后的一百年里光芒四射，然后就照亮了全人类？文明的火种果真来自欧洲这些神棍大学么？
回顾欧洲的文艺复兴，怎么看都像是一群野人聚集在突然出现的文明的火堆，文明之火第一次照亮欧洲蒙昧与黑暗，欧洲人开始掌握了技术的力量，却对真正的文明起源语焉不详，难究其奥。再结合这些欧洲野人后来的所作所为，我们不禁要怀疑，究竟是文明借助野蛮的力量传播了技术，还是野蛮借助文明的能量放大了野蛮的力量？
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西方殖民者丝毫未改变其强盗与抢掠的本质，但在“科学”、“民主”的话术之下，也学会了“文武兼修”的殖民手段，相对于杀人盈野，流血漂橹的惨烈战争，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神棍们手持经卷，"普及知识"的“国际公益组织”活动显然成本更小，效果更好。
在盗取抢劫了华夏文明之后，掌握了先进技术，构建了基于现实霸权的文化体系的西方，在科学与文明的包装之下，还有什么比大学更适合成为人类文明的新宗教呢？
清末民初，恃于知识积累与技术转化的绝对优势，西方殖民者肆无忌惮的在中国建立了一系列的教会大学。这并非偶然，从明末传教士无孔不入的宗教侵蚀，到鸦片战争之后列强要求在中国建立教堂，自由传教，到东吴、之江、圣约翰等一系列教会学校的建立。西方殖民者们无非是一以贯之的在推行它们的宗教战争，消灭一切异教徒，把中国和世界都变成上帝的羊群与西方的奴隶。
也许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一些文艺青年们眼中的“文化大师”：胸无家国、歌颂汉奸亡国奴爱情的张爱玲；为洋人树碑立传，培养卖国贼儿子的西洋文化传教士傅雷；主张汉语拉丁化、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都是这些宗教学校培养，消解华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西方文化教徒。
新中国建立之后，西方列强在大陆建立的宗教院校被取缔关停，很多人因此攻讦人民政府，说什么开历史的倒车，反科学，反文化。在洋奴买办们看来，做满清的奴才，做洋人的走狗，培养更多的奴才与走狗才是它们的价值所在，也是他们最惬意，最向往的狗奴生活了。
表面看来，宗教院校被关停，学校作为列强的殖民工具也就失去了作用，但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现代大学脱胎于西方教会机构，并在列强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承担着输出列强主导的全球秩序与价值理念的功能，早已渗入到“现代科学体系”的方方面面，是一所所仍在时时刻刻发挥作用，输出价值观念的文化车间。
西方宗教对现代教育的影响范围极广，毒害程度极深，本文略举几例。
科学理念与科学程序的宗教化。
“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上面是纯粹的宗教教义，那么它在现代学术体系是如何表现的呢？
定义、定理，公理。
根据定义、定理、公理论证，解释。如果没有定义、定理与公理，那就创造一个。
符合我定义的，就是科学，否则就是不科学。
因为中医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不符合它们认定的科学范畴，所以中医不科学。
因为营养学建立在能量、维生素等可衡量、检测，被定义定理过了的学说，因为基于这种学说，可以用激素与提纯技术开发可供利益变现的保健品，所以它是神谕的科学。
殖民地史学的宗教化
人类非洲起源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发展阶段论、“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四大文明古国论，“巴比伦空中花园、亚历山大港灯塔、阿尔忒弥斯神庙、罗德岛太阳人巨像……”文明古迹论、进化论等。
所谓殖民地史学宗教，就是列强奴隶主提出的这些学说，学术奴隶信徒们必须信服，不得反驳，如果不合逻辑，信徒羊群们要想办法让它解释的合理。
如今，包括埃及金字塔在内，西方两百年内建造的好来坞式的历史穿越主题游乐园项目系列已不堪风雨，残垣断壁中的钢筋水泥也再次从历史小说中穿越回到现实。只是苦了一众西史信徒，历史巨大的破洞，这可怎么编，怎么补啊？
学术活动的宗教化
学术活动的宗教化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是学术研究的神授模式，一是学术活动的宗教形式。
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过程最为典型，最有影响力的故事莫过于上帝向牛顿的脑袋扔了一颗苹果，于是他发现了万有引力。
历史的真相是什么？为了制订准确的历法，中国的天文学家们观察天相，计算天体运行轨迹。隋朝作《皇极历》的刘焯发明了二次差内插；唐朝作《太衍历》的张遂又发明了不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元朝作《授时历》的郭守敬进一步发明了三次差内插法。在刘焯1000年后，郭守敬400年后，英国牛顿才学会内插法的一般公式，然后又从王文素那里学会了微积分。站在中国历代科学家们的肩膀上，万有引力终于浮出水面。
宋 苏州石刻天文图
中国人研究天体运行是为了制订历法，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生产生活。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都是这么做的。牛顿研究万有引力的动机是什么?西方的天文、数学的学术基础又在哪里？
上帝的苹果？笑话！那是不过是伏尔泰杜撰的，骗小孩子的笑话。
笔者在《历史的底片，文艺复兴还是文艺复制》一文中也解释过这一现象，晚年的牛顿沉迷于神学，这不是偶然的文化现象，它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事实：由于西方“科学”源头不是自然生长的，当文明需要追根溯源的时候，欧洲没有这个根，也没有这个源头。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希腊文件夹们承担不了解释出身的历史重任。于是只能把它归结为虚无，归结于上帝。所谓神学，不过是牛顿以鸵鸟埋首沙堆的无赖方式，来遮蔽与掩盖其学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尴尬。
诺贝尔的炸药奖因为规格高、近似于宗教仪式的形式而成为科学信徒的至高圣殿。它果真是基于公平公正、为全人类的福祉而设立和存在的至高科学荣誉与价值导向么？发动海湾战争的小布什、丰孚肥殿、扭曲阴暗的不语分别获得和平奖与文学奖，已在不经意间折射出这一现代教廷的真正信仰与价值导向。
而随着全球联系的加强，那些寄身于殖民学术体系的买办们更是死灰复燃，大肆在学校与社会上传播西方宗教与宗教式的西方价值观，继续完成西方教廷一统世界的宗教战争。
在西方，达尔文、爱迪生、瓦特、爱因斯坦、特斯拉、图灵、乔布斯、戛纳电影节、纽约时装周、《科学》、《自然》、《柳叶刀》……要么被粉饰为科技之神，要么成为宗教信仰，成为宗教神灵期许的方向，科学信徒们新的信仰。
经过西化的现代教育制度的驯化，很多人一厢情愿的认为：现代科学体系是西方建立的，中国虽然产生了技术与文化，既不系统，也不利于推广传播。
这种观点其实是立不住脚的，《本草纲目》、《天工开物》、《乐律全书》等集大成作品的出现与曲折的经历，说明了在有明一代，系统性与适宜于大众传播的科普作品的出现，已是普遍现象。
而且，《本草纲目》、《天工开物》、《乐律全书》等作品的出现，并不是所谓“跨时代”的产物，而是文明积淀的、瓜熟蒂落的阶段性文明成果。
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真正成因，是以东林党背后的江浙财团、晋商集团为代表的资本集团为打破“士农工商”的社会生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垄断市场与舆论，抵制商税，勾结天主教廷，进行技术输出，变身为买办集团，消解中央集权，最终造成了明帝国的衰落与西方的崛起。
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真正成因，是残暴蒙昧的建奴与出卖家国的汉奸组成的军事政治集团，为稳固黑暗倒退的奴隶制统治秩序，所采取的一系列反科学、反文化、实行奴化教育的反人类暴行，《天工开物》的消失、奴才书《弟子规》的产生，都是明证。
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真正成因，是晚清以来，被西方的野蛮与强大吓破了胆的买办洋奴们，跪伏在西方列强的脚下，鼓吹西方文明优越论，西方人种优越论，抛弃传统文化，消解民族精神，把华夏变成西方列强主导下的附庸国家与奴隶民族。
在抢劫了华夏文明之后，掌握了先进技术，构建了基于现实霸权文明体系的西方，在科学与文化的包装之下，还有什么比大学和现代学术体系更适合成为人类文明的新宗教呢？
在华夏文化的范畴中，教育原本是什么样子？它的功用与目的又是如何呢？
周代是上承三古，下启秦汉的关键时期，也是华夏文明体系形成的重要阶段，考察分析周代的教育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华夏文明的真实内涵。
周代读书人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这六种技能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
在“道裂为百”的“诸子百家”产生之前，周代的学术系统是完整自洽的，“六艺”显示了这一特点。
礼，体现的是秩序，古人由“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天文秩序，演绎为君臣夫妇的社会人伦秩序，这种秩序不是儒家的发明，而是儒家继承自前代并发扬光大的社会秩序。
“礼”提供的是一种呈象于天，应之于人，人皆可见的公共秩序。它原本就是天地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是天地自然秩序的表达，用于指导人间的秩序，公正无所隐，因为道法自然，所以有资格成为人人信服，天人同构的人间秩序。
“乐”，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自然，舞乐原本就是生物本能本性的展示，人作为万物之灵，在学习自然万物的基础上，更把这种本性本能的表达升华为艺术，“乐”就是对人作为万物之灵艺术才能最好的培养与表达。
“射”，人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工具的制造与使用，“射”作为一门重要的技艺，解决的是从自然界获取猎物的生存技能，抵御野兽侵袭的能力与抵御外敌入寇的能力。后世宋明射御技术的荒疏，使得大量士子堕落成埋头只读圣贤书，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艺废物。
“御”，表面上看起来是驾车的技术，这只是字义上的意思。它指的是古代的管理学，后来儒家发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修齐治平？管理与谋略，都是需要潜心学习研究的。
“书”，很多人把“书”解释为造字六法，也有人附会为书法，这都是因为生义的臆测，以古代圣贤立意之高，“书”的范围当远不止于此。“书”的含义，应指文化的传承，坟典经义，继往圣之传，启后世之学。古人的“三立”中的“立言”应该属于“书”的范畴。把“书”解读为字法与书法，格局未免小了点儿。
“数”，数学为科学之母，并非虚言。数术，小可定律，大可测天。小到贾湖骨笛的律管定音，河姆渡玉琮的切削，大到商高以勾股筑城，祖冲之测算天体运行以订历法。在经世致用的学术技能之中，“数”术尤为重要。
《周髀算经》记载了天文观测的方法与数据，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这是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实践与起点。
陈子曰：“夏至南万六千里，冬至南十三万五千里，日中立竿无影。此一者，天道之数。周髀长八尺， 夏至之日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勾也，正南千里，勾一尺五寸，正北千里，勾一尺七寸，日益表南，晷日益长。”
知道了六艺的真相之后，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华夏民族代有才人，中华文明如此雄浑壮美了。
再来看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是怎么说的。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
传道解决的是文明架构的问题，秩序的问题，世界观的问题，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解惑说的是理论与实践矛盾解决之道的问题。
授业解决的是社会行为的问题，方法论的问题，天地、万物、社会三盗相生相害的问题。
从周代的“六艺”和韩愈的《师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教育的精义：天地秩序、传承精神、学以致用、应时顺势。
宗教是一种锁死的、僵化的、价值观与利益绑定的寄生虫与吸血鬼，在道法自然、学以致用的华夏文明面前，它的前路是蒙昧的黑暗深渊。
宗教化的现代大学知识与价值体系并不能真正解决人类发展遇到的问题，而只会制造更大的灾难。
柴婊知与环保公主桑伯格虚伪的低碳信仰，不过是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前行路障，而它们正是西方主导的宗教化的现代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奇葩信徒。
新中国建立之后，扫除了大量祸国殃民的教会学校，主导编写了体现教育服务家国的宗旨，基于中国立场与价值的历史著作，创办工农兵大学，开创性的把学校搬到车间，搬到田野里，因地制宜的开展赤脚医生运动，在生产建设、科技文化、国民健康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我们不能忘记与抛弃的成功经验与正确方向。
一些洋奴无视近年来国民卫生体系与制度全面西化带来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极力攻讦中医药不科学，其目的，无非是让国际医药集团深度绑定的西方医学体系，永远垄断中国国民健康主权。
现行西方主导的学科体系与知识理论，是其全球殖民霸权体系的组成与延续，是其奴役剥削全球的工具与手段。华夏民族要实现真正的解放，就要在文教系统上进行彻底的革命与文化溯源。
现代教育要剥离服务于全球文化殖民体系，服务于西方利益，充满宗教理念与宗教形式的现代教育制度之后，才能结束以培养牧羊犬与羊群为目的的现代商业奴隶社会，才真正回复学校教书育人、社会乐其服、任其俗的健康生态。才能回到体现华夏文明内核的，符合天道、可持续发展、学以致用的正确轨道上，才能真正解决人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才能带给人类真正的未来。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黑夜中，灯塔光芒四射。如今太阳回来了，跪拜灯塔，是留恋过去暗无天日的黑暗么？
中国的大学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才出现的，就像战败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一样，中国学习日本，引入西方的大学，都是被迫的事情，人家就拿枪顶住你的脑袋。大学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广义上的马关条约，是一种国耻。明白这个大背景，是明白大学之恶的基本前提。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这个50多年里，中国尽管遭遇了系列的战争失败，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但是却依然是保持了文化自信，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愿意引入西方的技艺，而拒绝输入西方的文化。此时中国只有主权国耻，而无文化国耻。
但1894年惨败给小日本后，中国的文化信心崩溃了，开始否定和舍弃中国固有的文化，而引入，甚至全盘引入西方文化。中国引入西方文化是通过两个平台，或两种途径实现的，一个途径是组织人员去列强国家的大学内留学，另一个途径是将西方的大学搬到国内，设立自己的大学。
两个途径互为表里，相互联系，也构成中国教育系统的梯度。中国的大学只是对西方大学的模仿，只是知识的二传手，将产生字西方大学的知识搬运到中国，然后再传授给中国的学生。因此，国内的大学整体上劣与国外的大学，没有留学经历的学生整体上劣于有留学经历的。
从1894年至今的120余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引入西方文化，和不断地否定和舍弃自身传统文化的过程，而实现的工具则主要是大学，以及留学。
大学还有一个性质，是一个职业集团、利益集团，而且带有强烈的特权特征，是一个企图谋求特权的特权集团。这一特征为欧美大学所固有，明白这一点，就需要了解欧美的大学史，明白大学在西欧得以产生的基本历史背景。
西欧最早的大学大约12世纪在意大利出现，然后传至法国，再至英国。中国人很难理解的是，西欧早期的大学实际是一种行会，包括教师的行会，和学生的行会，但主要是教师的行会。大学是行会不好理解，行会本身也不好理解，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无行会这种东西，也就不可能有教师的行会，从而不可能有大学。
我尽量用更小的篇幅将中世纪的产生行会的历史背景，以及行会本身解释清楚，这样就能更好地理解大学的特权化的职业集团属性，即大学的行会属性。不过这个的确有点难，难就难在，西欧的历史与中国决然不同，那里有的中国没有，中国有的那里没有。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以及对西方文字和书籍的翻译中，对西方历史所有，而中国历史所无的东西，会用中文中某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去代替，这样就造成认知上的混乱。譬如用“封建”去翻译西欧中世纪feudalism，其实“封建”为西欧历史所无，而feudalism则为中国历史所无。
中世纪的西欧是一个农奴制社会，广大的土地被极少数的领主所瓜分，国王是领主中的一个，当然也是拥有土地最多的那一个。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被看成土地的附着物，依附于土地，也依附于领主，不仅不拥有土地，而且也没有能力和权力去独立自主的生产和生活，被称作农奴。
农奴社会是一个准奴隶社会，农民们严重缺乏独立性，缺乏独立自主进行生产和生活的意识和能力，需要被一个权威所管理和指令。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奴隶和农奴是一个阶级，是被统治阶级，而奴隶主和领主，则是另一个阶级，是统治阶级。奴隶和农奴之所以没有土地所有权，之所以缺乏权力和自由，是统治阶级压迫的结果。
事实并非如此，欧洲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中世纪的农奴，之所以缺乏独立自主进行生产和生活的权力，以及相应地缺乏土地所有权，从根本上并非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结果，而在他们自身，是他们自身缺乏独立自己进行生产和生活的意识和能力，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由一个权威来指导和安排。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是自然的，存在自然的奴隶，这个自然就是自愿的，缺乏独立自主意识和能力的。
理解这一点对理解整个西方世界的文明和社会至关重要。这个整个西方世界，指的是中国以西的世界，不仅包括欧美，还包括中东、印度、非洲。在古代历史上，唯有中国的农民是独立自主地生产和生活的，每个家庭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在一般情况下，土地是农民平均所有，秦汉以后，出现了土地兼并。但是，土地兼并从根本上来说并非基于特权，而是基于市场。同时，大地主和农户之间也是商业关系，而非特权关系，农户是需要付出地租的佃农。
按照现代的权力思维，以及马克思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中国古代史中的国君以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原则上既对任何生产资料都不拥有所有权，而且也没有权力参与任何产业的经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基本政治原则：“不与民争业”，或“不与民争利”。唯有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人民，才是产业的合法的经营者，是产业经营的主体。政府官员的收入不能直接来自产业的经营，而只能来自税收。
这些事实说明，在中国的古代，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拥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家庭，甚至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生产和生活主体。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一个对平民的生产和生活进行指导和干预的特权集团，产业的经营权力一直在民，并未被特权集团剥夺和破坏。更准确地说，中国压根没有什么产权、经营权被破坏的概念，因此也不会出现权力的概念，不会出现什么保护权力和恢复权力的概念。
生产主体之间进行自由地交易和协作，是经营权在民的自然现象，有史以来自由交易和自由协作就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由协作和交易的基本工具是契约，契约在中国文明伊始就已经存在了，最原始的契约形态是结绳，后来又出现了书契，《周易》和《老子》都对上古“结绳而治”的时代进行记载。“结绳而治”实际上是说，凭借着结绳这种原始形态的契约，人们就实现经济上的协作，让社会出现良好的秩序。这些资料都是中国自古就是自由地协作和交易的证据。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历史上很早就自然地出现了分工。
这些都是中国文明的唯一特性和根基所在，为其他任何文明所无。
西欧的中世纪社会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其主体是农奴社会，但是，同时又存在一个新兴力量，就是商人群体。这个商人群体在中世纪之初就存在了，但是在开始的很长时期内，其势力是非常小的。商人与西欧的农奴不同，具备独立自主的生产和生活的意识，在经营和生活上都要求独立。因此，商人群体在当时的西欧就是置身于农奴制汪洋大海的一个异类。
在领主的地盘，独立自主地做做任何事，经营任何生意，必须经过领主的同意，赋予给相应的权力。因为，商人要在领主的地盘经商，也必须向领主索要特权。在开始阶段，单个商人的势力是很单薄的，为增加与领主的谈判和斗争力量，他们必须抱团，这就是所谓的“行会”。
行会是在中世纪西欧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商人的组织机构，也是商人的社区，以及生存方式，也是区别于农奴制的另外一种社会制度。那时的西欧商业的基本单位就是行会，商人必须要加入某个行会，行会是当时西欧基本的商业制度和社会制度。
西欧社会的独立自主生产和生活的理念，正是由商人这个群体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的。但这里不是一个阶段替代另一个阶段的问题，而是一个群体和阶层超越另外一个群体和阶层的问题，即商人阶层的影响和势力超越农奴阶层，并把农奴阶层逐渐商人化，将农奴制逐渐商业化，最终将整个西欧转变成以商人和商业为主导的社会，替代以往的由农奴和农业主导的社会。商人和农奴是并存的，商业和农奴制也是并存的。
也可以用中国的“一国两制”来形容西欧中世纪的社会状态。西欧中世纪社会也是“一国两制”的，“农奴制”和“行会制”并存。明白这一层，是正确认识西欧的中世纪以及当下社会的关键。中国的“一国两制”仅仅为一种政治策略，并非整个中国社会真的是“两制”的，从社会的角度而言，香港、澳门之于中国大陆可以忽略不计。但中世纪的西欧社会从根本上就是“两制”的。这种社会的“两制”属性，在当下的欧美社会依然存在。
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实际上包括三类群体和阶层，一个是包括国王在内的领主阶层，一个是农奴阶层，一个是商人阶层。西欧社会的主体是由农奴和领主组成的农奴制，农奴制是涵盖农奴和领主两个群体的，领主是特权阶层，而农奴则是无权阶层。商人群体的行会制却是仅仅包括商人的封闭世界，行会需要向领主索取特权，而这个权力仅仅为本行会所有，而拒绝与农奴分享，甚至也拒绝与其他行会分享。因此，行会实质上也是一个特权集团。
西欧的人权、产权思维正是在行会制中发展起来的，正确理解这段历史，才能明白人权的真实面目所在。人权实质就是特权，是排他性的特权，只允许我有，而不允许别人有。人权的思维在社会分裂、斗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也会自动地制造社会的分裂和斗争。总之，权思维是西欧中世纪畸形社会中产生的畸形制度和思维。现代欧美人却用这种畸形的制度和思维来普世，岂不荒唐和大谬。当今西方世界的分裂和混乱，以及全球秩序中的分裂和混乱的罪魁正是这种人权-特权思维。
大约12世纪左右，西欧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行业，教育培训业，由私人以商业化的形式来传授知识，也属于商业的范畴。这种培训业首先出现在意大利，因为那是意大利的商业最繁荣，经济最发达。基于前面我们对于西欧社会的分析和说明，就可以知道，这些私人教师，要想生存，必须组建自己的行会，而私人教师行会，就是大学。
这样就得到了中国大学的主要性质：是中国引入西方文化的工具，也是中国否定自身文化的工具。
为何中国历史上只有私塾而无大学？原因很简答，因为在中国历史中，中国私人教师可以独立生存，无需和任何人联合，无需和谁斗争，无需向谁索要特权。实际上，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大学的原因，与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行会，为何没有产生农奴制，是一个问题。
至此，我对大学的第二个属性已经的分析完毕：大学是一个特权性的职业集团、利益集团。
再次总结一下，中国大学有两大属性。第一大属性，是1894年以来中国进行西化的工具，也是否定和舍弃自身传统文化的工具；第二大属性，是一个特权化的职业集团、利益集团。
理智评论文明上网，拒绝恶意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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